《风云四十年》艺术总指导夏蒙：“传承国家记忆需要历史的接力”

　[摘要]国家记忆的传承需要年轻人的参与，只有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前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才会有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

　　《风云四十年》艺术总指导、总撰稿、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导演夏蒙。

　　“这部纪录片，要让今天的人们特别是年轻观众们知道，我们从哪里出发、为什么出发。”12月25日晚，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纪录片《风云四十年》在广东卫视首播。首播前夕，该片艺术总指导、总撰稿、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导演夏蒙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说。

　　《风云四十年》是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广播电视台、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制作的九集纪录片，从伟大转折、大地春潮、冲破藩篱、迈向市场等多个方面，记录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历程，展现了改革开放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还原了有关改革开放重大转折和重要决策的历史细节。

　　“每一集的开头都要让观众意想不到，才能吸引观众：从人物故事入手，从点到面，从人的命运改变说到中国改革开放的转变，通过口述历史还原重要历史事件，再现今天、展望未来。”在夏蒙看来，纪录片是记录历史的重要方式，也是体现文化自信的一个重要艺术形式，关键在于讲好故事。

　　“大家总以为文献纪录片是很枯燥的，其实不然。国家的历史也是由无数个人的历史聚集在一起构建出来的。《风云四十年》就是用活生生的、一个一个人所经历的事件，来展现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夏蒙说道。

　　从细节出发

　　时代周报：作为擅长以主旋律为拍摄题材的著名纪录片导演，你为什么会接下《风云四十年》的艺术指导和总撰稿工作？

　　夏蒙：第一，广东是改革开放大潮初起的地方。提起改革开放，广东一定是最重要的篇章之一。改革与开放这两个关键词，离不开广东经验、广东实践、广东奋斗；第二，广东多年以来一直十分重视纪录片的创作，我们的合作有良好基础。这次，广东广播电视台领导对这部纪录片的拍摄也是高度重视。此外，我和广东台的创作团队也非常感谢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这些年来，他们一直致力于改革开放的研究，留存了很多历史资料、人物访谈，其中包括很多已经离世的改革人物，留下了非常宝贵的口述历史资料，让《风云四十年》的内容更加丰富了。应该指出的是，我只参与了部分工作，最大量的工作是主创团队完成的。

　　时代周报：2011年，你担任总编导拍摄的文献纪录片《习仲勋》，曾创下2013年中央电视台最高年度节目收视率。这次《风云四十年》也花比较大的篇幅讲了广东的内容，这之间是否有某种逻辑联系？

　　夏蒙：广东的改革开放要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习仲勋主政广东开始。

　　当年，习仲勋同志在宝安调研时发现，仅仅一街之隔，香港那边很繁荣，我们这里则是十室九空、荒草凄凄，很荒凉。这种强烈的对比和反差给习仲勋同志造成的冲击实在太大，也让习仲勋同志认识到，问题的根源还是经济没有搞上去，要改革不合理的体制，实行对外开放，利用广东比邻港澳的优势，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1980年，《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获批，大规模的经济特区建设正式拉开了帷幕。直到今天，改革开放对广东的影响仍旧意义深远。

　　时代周报：要在九集的内容里浓缩、展现40年间有关改革开放重大转折和重要决策的历史细节，你的取舍标准是什么？

　　夏蒙：40年的历史是纷繁复杂的。我们在制作纪录片的过程中，必须作出选择。我们通过对40年改革开放历程的梳理，选取了在当时有巨大影响、在今天也有深远历史意义、现实意义的事件，比如恢复高考、小岗村等一些农村实行的“大包干”、设立深圳经济特区、清远国有企业改革、价格闯关、改善民生等。

　　另外我想强调一点，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进程中，有很多记忆弥足珍贵，包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但如果简单叙述历史，对当代的年轻人来说，可能太过单调，不容易引起他们的兴趣，如果能落实到具体的人物和事件上，就会发现许多有意思的细节。为此，《风云四十年》的编导们从2016年开始筹备，辗转广东、福建、新疆、浙江、安徽等全国多个省份取景，同时也利用了海南中改院的许多素材，采访了超过300个人物，最终展现出来的有200余位。正是他们的讲述，他们所亲历的许多故事，还原了改革开放40年的生动历史。比如36年前，浙江省义乌小商品市场第一批经营户冯爱倩与浙江省原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的一次争吵，吵出了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中国义乌小商品市场。再比如中山大学教授、中山大学1977级中文系学生吴承学说：“（恢复高考让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真正地走上了正轨。（与此同时，高考也）跟我们国家的命运紧密相关，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正是这些活生生的人和事件，串起了改革开放40年风云变幻、精彩纷呈的历史，也正是靠这样的细节，《风云四十年》才能如此引人入胜。

　　纪录片也要讲故事

　　时代周报：你好像特别看重年轻一代对《风云四十年》的接受与喜爱程度，为什么？

　　夏蒙：国家记忆的传承需要年轻人的参与，只有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前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才会有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让我十分欣慰的是，参与这部纪录片创作的广东广播电视台的编导们都十分年轻，通过这部纪录片的制作，他们真正理解了这段历史。事实上，也因为他们的活力，他们年轻的视角，使这部讲述历史的纪录片有了一些青春的气息。

　　改革开放40年间，至少经历了两代人。90后、00后这一辈人的爷爷和父亲大部分都是改革开放重要事件的亲历者。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的影响不仅仅在这40年，它还将深远影响后来的人。所以《风云四十年》采取了多样化的艺术手段，更贴合当下受众偏好的方式来讲述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将丰富的人物故事、生动的口述历史、优美的电视画面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明快、清新、自然的风格。

　　新时代面临许多新挑战，也带来许多新机遇。传播方式和传播手段在近来年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现在很难离开微信等即时通读工具，B站、抖音等短视频更是大行其道。我们应该承认，微信、各种短视频网站和APP确实改变了人们的收视和阅读习惯，我们不能无视这些新媒体的崛起，但又要正确认识纪录片人的职责与担当，要用高水平的纪录片创作给观众更多视听享受与更多严肃的思考。

　　在《风云四十年》中，每一集我们都在讨论中集思广益，融入了很多短小的故事，确保观众在对一个故事产生疲倦之前，马上有新的故事展开。同时，这些短小的故事也非常便于拆分为一个一个小的视频，在微博、微信、B站、豆瓣以及一些短视频APP上进行传播。

　　时代周报：除了《风云四十年》，你还拍了不少主旋律纪录片，如为纪念建党95周年拍摄的32集文献纪录片《筑梦路上》、纪念建军90周年拍摄了《永远的军魂》，在你看来，应该如何通过主旋律纪录片讲好中国故事？

　　夏蒙：纪录片是记录历史、还原历史的重要方式，也是体现文化自信的一个重要艺术形式。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要讲好中国故事，创作无愧于时代的文艺作品，我们有责任和义务不辜负新时代，努力拍摄制作更多高质量的中国纪录片。

　　纪录片的生命在于真实，而真实的记录要想引人入胜，就必须重视叙述技巧，就是通常所说的“纪录片也要讲故事”。我从2015年拍《筑梦路上》，就开始尝试用比较快的节奏进行纪录片的讲述，用一个接一个的小故事来不断激发观众观看纪录片的热情，不断挑起观众的好奇心，改变以往纪录片主体和文本相对单一、节奏慢、容量小的问题。

　　我这几十年就只做一件事，那就是拍摄制作纪录片。我们是历史的记录者，我们的记录又将成为历史。

　　时代周报：2017年，中国各级电视台播出纪录片时长6万多小时，产量约2万小时，投资规模超过50亿元。你说过，纪录片可以称作是“一个国家的名片”，但我国仍然不是纪录片强国，优秀纪录片数量还很少。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夏蒙：在二战中，付出最多、贡献最大的国家是苏联。但是人们一谈到二战的历史，观看到的二战影视作品，大都出自美国，在善于讲故事这一点上，美国很值得我们借鉴，他们对于纪录片的历史影像持非常开放的心态，他们可以廉价甚至免费与全世界共享他们的历史影像，特别是二战时记录的历史影像，从而实现文化输出、扩大文化的影响力。相比之下，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很不够。中国的纪录片要在国际上形成更大影响，还要有更多元的创作视角、更广泛的创作选题、更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更多的文化自信。

　　改革开放40年，中国拍摄了许多生动记录中国人民前进步伐与伟大成就的纪录片。但在海外，却往往是那些迎合西方口味的所谓“非主流”纪录片才可以得奖，这也是耐人寻味的。像《超级工程》这样能发行到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优秀纪录片还太少，相信今后中国会有更多走向世界的纪录片。